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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图书之刊刻与流通者，称谓代有不同，或曰书贾，或曰书佣，或曰书坊主，或曰刻书家，至近代始有出版人、编辑之名目，称谓虽异，但所从业者，实其一也。然则，职业与志业究竟不同，这中间便不乏那种真正以出版为志业的人，其一生为书奔走，为书操劳，为书担责，为书憔悴。对这类人，在我却更愿以“书役”名之。《为书籍的一生》中所记载的，便是这样一位终身服役于书籍的人。不错，封面上那个人，正是本书的作者绥青。看上去，其神色劳悴，目光却深邃、沉毅、果决。这般形容，恰是他一生沧桑而丰富的书业写照。当代书林仍有甘心为书服役者，则俞晓群先生便是其中一位。绥青与俞晓群，身份不同，路径各异，却同属一类人，皆甘心终生作一书役。
打破了“平民不需要文学”的偏见
绥青生于俄罗斯乡间，出身农家，读书无多，亦无文人雅好，自始至终只是书商。便是这样一位书商，心中却自有笃定底数；这底数也非高远鹄的，终其一生也只是做好两件事：一是出最平实的书，让底层平民都能读得起；二是守最基本的体面，让廉价之书绝不粗陋苟且。他尝言：“要保证书籍畅销，只有两个条件：‘它们是非常有趣的。’‘它们是非常便宜的。’我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两个目的”（《给平民看的书》）。我虽非业界中人，但这样的君子自道，却犹自令我动容。
《为书籍的一生》由叶冬心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初版，我藏的是三联一九八三年的二印本。书中没有传奇跌宕，只写他从莫斯科印刷作坊学徒做起，自“文学的地下室”起步，日日与纸张、油墨、字模、书坊、读者周旋，把每一件与书相关的事务做得踏实稳妥、从不苟且。旧俄出版环境严苛，书报审查无有稍懈，删禁乃是常事。绥青写及这些，从无愤激控诉，只是如实记下如何在许可的边界里，一步步把书做出来、卖出去。他最反对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空言浮论，认定平民根本无需特殊定制的文学，各国第一流作家的作品，平民皆能听得进、读得懂。他出版的普希金、果戈理全集，售价低廉到惊人，短时间内便销售了几十万册，彻底打破了“平民不需要文学”的偏见。他说：“我们不可能，也不需要给平民另外创造一种文学；各国第一流作家所写的东西，都是平民听得进和读得懂的。”（《给平民看的书》）他的所有努力，都围着“让普通人读得起书”展开，内容可靠，开本合宜，用纸耐翻，售价低廉，字里行间满是对底层读者的体恤。在他看来，书从不是陈列的展品和仅供贵族把玩的奢侈品，而是给人看、给人用、给人慰藉的东西，“让庄稼人也能读到有意义、有兴味的书”（《往事的片断》），正是他一生的出版信条。
绥青的“廉价”从不是粗制滥造的借口
这种理念于寻常的历书出版中体现最为深切。历书乃戋戋小册，常为自诩高明的知识分子所轻鄙，但绥青却为其筹划了整整五年，甚至远赴国外定制轮转印刷机，还为历书立下三条铁则：“售价要十分便宜，装订要十分漂亮，内容要十分容易看懂。”（《历书》）他将初识字的读者比作“破壳的小雏”，于千万封读者来信里，揣摩平民的阅读需求，终使这本包罗万象的“家务百科全书”，成为偏远乡村民众窥见世界的唯一窗口。而在儿童读物的出版上，绥青同样倾注了巨大的心血，他反对将成人作品简单改写或降格，强调“必须使书籍单是在装订方面就能给儿童一个爱不忍释的印象”（《儿童文学》），为此专门设立绘画专科学校，邀请诸多大画家为儿童读物插图，还通过杂志附赠副刊的方式，将果戈理、托尔斯泰等大作家的作品送进寻常百姓家，构建起庞大的“家庭图书馆”，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学熏陶。
更为难得的是，绥青的“廉价”，从不是粗制滥造的借口。其于书籍装帧一事，尝直陈心迹：“我想要邀请最优秀的画家来参加这项工作，想要邀请最富有主动精神的画师来设计价廉和耐久的封面。”（《代序》）他也尝数次郑重强调书的封面与插图，宣称但凡自家制作的书籍，并不追求华美铺张，却必要坚持清朗、端正、耐看，要求插图与文气相称，封面干净且雅致。在他的理念里，平民之书从不等于低劣之书，廉价之书更不能是恶俗之书。即便面向乡农与底层读者，版式、插图、装帧的精细亦丝毫不可轻忽，这是对书的尊重，更是对每一位读者的尊重。在我看来，绥青的这本回忆录里，最动人的，原不是事业的规模与业绩，而是那些极微小的坚持：为一页版式反复斟酌，为一册小书的定价多方计较，为乡村读者的需求而奔走不息乃至央人说项。恰便这些细微的用心，让他的出版理念有了最实在的成果。
不轻慢读者 不辜负文字
绥青的一生，是为书服役的一生，也是为底层无名者服役的一生。他出身农民，便将出版纪念农奴解放五十年的文集视作自己“切身的事情”，渴望为那些卫国战争中牺牲的“俄国士兵（奴隶士兵）的墓上致敬”（《纪念版图书》），愿为历史中的沉默者立传。而他的出版事业，也从来不是孤军奋战，与高尔基在喀普里岛的长谈，令我至今神往。当高尔基指出当时的文学“都是叫人看了伤心流泪的作品”，需要“有胆气的、有力量的、有鼓舞性的书”时（《高尔基》），绥青深以为然。二人不仅识见相合，更能并肩成事，联手出版刊物，共同为平民发声。这种同道相惜的力量，让“书役”的精神，从一个人的坚守，变成了一代人的抱负。而他的一生，也完美印证了那句奉守的“意志就是力量”的法国成语（《文字的传播者》）。他以农民之子的底色，以文字传播者的自觉，用五十年光阴，将书籍从贵族的专属，变成了平民的伙伴，也用一生证明，“书役”所役，从来不是纸张与油墨，而是人心与文化。
爱书者以书为乐，出书者以书谋利，原本寻常易为；惟为书作役，以良心为底，以体面为界，以不失敬畏为终身之事，却是太难。行文至此，却自然想起俞晓群先生。倘说，当代书林仍有不肯随波逐流者，仍有甘心为书服役者，则俞晓群先生便是其中一位。世人多以书迷、书虫、书侣乃至书痴、书颠雅称爱书之人，然俞先生却远不止于此。他编书、出书、藏书、读书、写书，一身兼具学者识见与出版情怀，是真正手握两支笔的文人出版家。其掌海豚出版社期间，力排众议，肩负“闸门”，主持出版了“海豚小精装”“海豚书馆”“海豚文存”“独立文丛”“丰子恺全集”“海豚启蒙丛书”等一系列好书，其选题新颖、内容渊雅、装帧精美、价格优惠，让渐趋沉寂的纸书出版界顿然亮丽起来。彼时虽或有一些不同声音，然而时间自会验证一切。
据我了解，现如今周遭书友，其庋架大多必有一排排的“海豚”，而案头却也以摆放几册“海豚”而自娱娱人。比较起来，绥青是质朴书商以良知立身，俞先生却以文脉自任，情怀高远，其学养与浸润，已是绥青所不能及——然而说到底，俞先生亦书役一个也。是故，也无妨说，二人精神深处实乃一脉相通：不把书只当商品，不把出版只当营生，不因流俗降低底线，不因时势放弃哪怕一本戋戋小册应有的体面。以古照今，由外及内。绥青与俞晓群，一为异域前辈书商，一为中国当代学人，身份不同，路径各异，却同属一类人，皆甘心终生作一书役：不轻慢读者，不辜负文字。这，或许正是当下所有书人最需要回顾与珍重的事。
文｜群山
编辑｜罗皓菱
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26年3月25日A11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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